,作者:陈振宇,文编:孙杨,事实核查:孙杨,责校:申钰棋,头图来自:《阳光普照》
“我当然想忘了那天,不可能不想的。”哪怕已过了一年半,至今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高考时,他仍有些情难自已。“但我也很清晰地知道,我忘不掉,这种痛苦太深了。”
他忘不掉身边同学低头查分时,脸上洋溢着的或直接喊出来的喜悦;他说他会永远记得自己走出教室时,抬头看到母亲那复杂的表情。“她就抿着嘴站在那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小何才有勇气去回忆那个令人窒息的时刻,“那一瞬间我就知道,完蛋了。”
那天晚上,他喝了18岁以来喝过的最多的酒,流了18年来以来流过的最多的泪。造成如此巨大的痛苦的原因只有一个:他考砸了。这个把自己王者荣耀用户名都改成了“985!985!”但少年最终只考出了561分的惨淡成绩,仅高过当年一本线公里外的玉林市一所高中。
站在教职工宿舍的窗边,默默地看着学校里零零星星的学生。往年的这个时候大部分同学都会选择在家里查询高考成绩。但也有少部分会回到学校,在老师和朋友们的陪伴下打开那淡蓝色的查分页面。
早上10点,全区高考成绩统一放送的一瞬间,他隐约听见远处教学楼里传来了几声叫喊。“应该是考得好的,考差的一般不会喊。”他嘀咕了两句,没多再留意。他没有高考成绩,在高考前夕母亲就已经为他申报了一所卫校的提前招录,申请的是他此前一无所知的护理专业。
这个专业是怎样的,你以后会不会去当护理员?在某次聚餐中,面对一个并不太熟的亲戚好奇地询问时,他只能尴尬地回答:“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线日深夜,伴随着一阵阵的头痛,小何和一个老朋友絮絮叨叨地讲着自己的懊悔、失望和迷茫,“你说,怎么会这样呢?全班都考这么好,我考成这样,我明天怎么面对我妈?”
“他的升学经历,我只能说一个字,‘顺’,太顺利了。”小何的朋友陈莫在认识他后,曾由衷地有过这么一番感慨。陈莫也毕业于一所老牌小学,成绩优异的他却在“小升初”时与知名中学失之交臂。他的一名亲戚则因为没有买下有好地段的学区房,不得已将自己的孩子送去了一所位于城郊的、不知名的小学。一次家庭聚会时,聊起自己孩子的学业,亲戚伯伯闷闷地叹了口气:
除了上到不错的学校,小何在校外同样拥有他人难比的优势。他的母亲钟老师是知名中学“元老级”的语文教师,曾带出过不少高考文理科的总分第一名。在小何求学的不同阶段,她都找了当教师的朋友去对儿子的薄弱科目进行辅导。即便在繁忙的高三,她也会专门抽出时间分析儿子语文科目的弱势项,并安排相应的学习计划。
聊到自己的母亲,小何开玩笑地说。“可能也正因如此吧,561分才会让我这么难受。我妈班上(同学们的高考分数)
小何的痛苦却难以引起李文涛的共鸣。561分或许是小何高中考试经历中发挥最差的一次,但也是李文涛和他分数最为接近的一次。虽然身处县城中学的重点班,文涛的成绩仍常年在二本线上下徘徊,他的平时水平和发挥失常的小何中间横亘着至少100分以上的分差。
李文涛身形瘦高,走路时会略低着头,稍稍有些驼背。他的皮肤比同龄人显得白净些,戴上一副圆框眼镜后也颇有些文静书生的儒雅气质。他说话的语气很轻,平时很少开口。若有人因没听清楚想让他再重复一遍自己的话时,他通常会踌躇许久,有时索性就不说了。这种沉默寡言的性格让卫校的班主任一度非常担心他患了抑郁症,但心理测试并没有显示文涛有异常的情绪指标。
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文涛就静静地坐在旁边,没有说话。他已经习惯了当母亲在场时闭口不言,没有人看得出他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中提到:“十四五”后,广西教育事业的主要矛盾仍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存在教育资源其实优质资源不足的问题。相较于拥有众多优质学校的南宁市,兴业县作为广西玉林市辖下的一个小县城,和首府的教育差距依旧明显。
黄老师记得很清楚,2015年她曾和几名乡村小学的校长去南宁进行参观交流。当看到一所小学已经建起了多媒体教室时,她一旁一个校长忍不住询问了一下价格。了解到这间教室的总价值达20多万后,这个中年男人忍不住垂下了头。
在高一下被分进了文科特训班后,小何时常在扑面而来的压力中感到“喘不过气来”。他们的假期永远只是别的班的一半甚至更少,作业和课外习题量却常常是其他班的两三倍。自习课从高二开始就逐渐名存实亡,晚自习下课的时间也慢慢从22:15延长到22:45。因为班级位于教学楼的最高层,为了节约时间,每次放学他都百米冲刺般下楼去食堂打饭。高三时为了多学些,他甚至会放弃掉午餐,用早餐剩的包子充饥。
“你能不能跑慢点,小心摔!”钟老师一度非常担心小何的身体,班里的同学常常能看到他站在楼梯转角扯住意欲往下冲的小何。生来就伴有高度近视和哮喘病的他,高三时因饮食不规律一度胖到了近200斤。而据教育部统计,2015—2020年间全国中小学生的肥胖率超过10%,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截至2020年,全国高中生体质不合格率为11.8%,高于小学、初中阶段的不合格率。
纵然已经拼命至此,小何高一高二时的成绩却基本都是班内垫底。即便高三时有过几次超常发挥,但总体上他依旧处于班内中下水平。虽然从南宁市的几次全市模拟考来看,600分对他并非难事,但他依旧尽力压缩着自己的休息时间,逼自己在路上跑得更快。
除开自身的加压,学校也逐渐加强了对各班尤其是特训班的管理力度。除了常规的习题训练外,小何所在的那一届还成为了学校首个要在周六单休日上早自习的年级。学生们周六在学校自习到中午12点,休息半天后,周日早上再回校正常上课。学校领导也提高了对特训班的关注度。高考前一个多月时,小何经常能看到校长在班外踱步,不时把班里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叫出“谈心”。他自己也没少“被谈心”过,只不过内容更多是鞭策而非鼓励。一次学校的一名副校长拿着小何考砸的成绩条“敲打”着他,他一时没忍住,当着办公室里所有老师的面就掉下了眼泪。
痛苦不仅是一种情绪,还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与小何相识六年的陈莫记得很清楚,一次他们上完早自习后相约去校外“吃顿好的”。可当他们走出校门来到马路中间时,小何突然‘哎哟’了一声蹲了下来,开始用右掌掌心用力按揉起了太阳穴。
“我当时真的吓死了。那时绿灯还有十来秒就灭了,但他就一直蹲在那里揉头,我叫了两次他都说‘起不来’。”陈莫想起当时的场景时仍心有余悸,“我就用右手穿过他的左臂,用大半边身子把他架起来,然后把左手伸出去保持平衡,就这样强行把他拖到了马路对面。”
这个让小何疼痛不已的病痛不久后被医生诊断为偏头痛,病因包括一部分的遗传因素。除此之外,医生也严肃提醒小何不能再维持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陈莫这才知道,自高三以来他的朋友已经连续失眠了很长一段时间,常常凌晨一两点都无法入睡。学校每天早上7点播放起床铃,这就意味着他有时夜晚的睡眠时长都不足5小时。
自小何的头痛现象加剧后,他妈妈开始每日在家熬中药,晚自习时给他送来。陈莫也曾去过小何高三时居住的教职工宿舍,里面“核桃补脑液”、“安神补脑液”的包装塞满了半个垃圾桶。但即便如此,小何的头痛也没有得到缓解,时至今日仍会不定期地复发。
李文涛很少言及自己的高中生活,但他妈妈认为儿子所受的学业压力不会少于任何人。
她无奈地说。即便当下城乡的教育差距已经逐步减小,县城甚至乡村的学校在师资、生源等方面仍和城里高校存在着较大差距。黄老师曾接手过一个“刺头班”,里面很多学生在小学时被“放养”惯了,完全不听管教。
“初中就三年,你第一年不管,他们后两年就废了;你第二年不管,他们第一年打下的学习习惯就丢了;管了前两年,第三年要冲刺中考了,你管不管?”黄老师叹了口气,
“你这个班主任当的,半条命都没了。”黄老师的闺蜜罗老师曾在聚餐时对黄老师半是感慨半是埋怨地说道。一次罗老师约她周六去广西北海市看海景,黄老师上午坐动车去,下午就匆匆辗转乘车回校。她放心不下学生们的晚自习。
和黄老师相识二十多年,罗老师也常常牵挂着文涛。“这就是非常奇怪的地方,文涛小时候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孩子。以前带他去爬山的时候他非常活跃,经常叽叽喳喳问这问那。”罗老师感到很疑惑,“怎么现在变得这么‘闷’了呢?”
“估计是高中学习太累了吧,他从高二开始就慢慢不说话了。估计是成绩跟不上,又和同学搭不上话,就觉得没啥好说的呗。”黄老师叹了口气,“我很忙,他爸爸也是这种沉默寡言的性格,所以平时文涛和我们也不怎么交流。”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文涛从高二开始性情逐渐发生转变的原因,文涛自己也不愿回答。而远在200公里外的南宁,小何也感觉班里一些同学逐渐发生了变化。“大家都焦躁起来了,有个同学晚自习下课后时不时还会跑来看我在写什么题。高三下学期时陆陆续续也有同学申请休学在家自习,不仅仅是我们班,应该每个班都有这样的情况。”
在高考面前,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身负重担。《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调查显示,全国的抑郁症患者超9500万,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其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中国教师教育发展协会也曾刊文指出,教师中亚健康心理患者占到72%,其中61.2%的中小学教师有焦虑征兆。
一次班主任开每月班会,主题和青少年的健康状况有关。小何记得很清楚,没有多少人抬头看幻灯片,大部分同学都在争分夺秒地写题目。当有人在自由发言环节吐槽“最让自己不健康的就是学习”时,班主任无奈地摊了摊手:
6月24日中午,几乎一夜没睡好的小何站在了父母的面前,斩钉截铁地表示了自己要复读的意愿。
高考失利给小何造成的阴影她都看在眼里,加之当下关于“公办高中接收复读生”的政策在不断收紧,让儿子回原高中复读并非良策。而广西高水平的民办复读学校又寥寥无几。如果只是为了赌气而复读,失眠、头痛、哮喘等病痛缠身的小何极有可能无法再次应对沉重的学业压力,甚至会考得更差。
“这一次不是选不选择做,是有没有必要做的问题。”她苦口婆心地劝着小何,但他始终心有不甘。高考后的那几天为着“复读”这个话题,母子二人没少有过争论甚至争吵。
文涛一家没有为他的高考发生过争吵,黄老师基本为儿子做了主。不过事关重大,她其实也私下做过有关复读的功课:“我也想过如果文涛高考成绩不佳,要不要把他送去复读的问题。但兴业没有什么好的复读学校。如果要去,我只能把文涛送去玉林市甚至南宁市里。他的性格比较敏感,让他一个人去,我实在不放心。”黄老师对此忧心忡忡。而且好一点的复读学校收费都偏高,这对月薪只有四千多,还背负着房贷的黄老师来说着实有些划不来。
小何家的僵局在几天之后出现了转机。钟老师找到了一所师资优渥的民办学校,其中不少还是钟老师以前熟识的朋友。反复权衡后,她决定支持儿子的选择。
2021年的九月初,小何开启了自己的复读生活。可他并不孤单,全国还有187万的“同伴”陪他一起奔赴“第二次高考”。北大教育经济研究期刊一项对“高考复读和教育资源”的研究表明:
但小何又是特别的,不同于文涛,在繁华的南宁市,他可以找到一所适合自己的民办学校,重新获得选择人生的机会。这是完全不同于高中三年的“新高四”,他相信自己能赢。
小何来到了复读学校,感受到了迥异于过去三年的教学风格。他被批准在校内携带智能手机和耳机,以方便他睡前听歌、缓解失眠。他的班主任甚至给他下了“禁学令”,禁止他下课后继续伏案学习,并逼他去外出锻炼。
日子如流水一般过去,他在这里找回了久违的自信。小何的历次大考都稳居年级第一,失眠和头痛的症状也在慢慢减轻。2022年6月8日下午17:00,当高考最后一门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时,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放下笔,站起身,大踏步走出了考场。
“哪怕我这次再考砸,这一年也值了,我不后悔了。”他笑着对等在考场外的钟老师竖起了大拇指。二十多天后2022年高考成绩公布,他的成绩比去年高了将近60分。两个多月后,他进入了一所985。
在上百万的复读大军中,这一天同样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二战成功”的人固有,“再次考砸”的也不在少数。不论是在2022年引起网络热议的,“三战北大”的广东复读考生全炫宇;还是国家“普职分流”政策下,逐渐被人们所重视起来的职业教育,“复读”依旧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但选择的必要性和代价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策的修改而不断发生着变化。
同时教育部在2021年8月的一纸通告,也让小何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学生。教育部规定,新学期
开学后,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
。这意味着他有可能会成为所在高中最后一届“特训班”的学生。在此之后他的学弟学妹们的学业压力会不会减轻,减轻了之后成绩又会不会更好?他不清楚,也没有去想。“别说‘学业压力会不会减轻’,我连‘学业压力有没有必要减轻’都无法做出判断。”小何摊了摊手,
曾自觉“高考再无遗憾”的他如今依旧会不时陷入迷茫:如果自己当初没选择复读,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的?自己身边有去了军校的同学,如今已立下了毕业后就回广西、为国守土的决心;也有在2021年高考后就选择去了职校的朋友,如今因优异的成绩和精湛的技能,已经得到了一些企业的青睐。而自己被复读耽误了一年,还被大学调剂到了自己最不擅长的专业,现在学习依旧吃力,头痛也还时不时地发作。
2023年,李文涛已经在卫校学习了快一年半。据黄老师所说,目前他对自己所学的护理专业颇感兴趣,学得也认真,有时还会主动去了解一些护理行业方面的行情。
“如果文涛以后能从事护理行业的工作,那也是不错的了。”黄老师如今也接受了儿子的不足,并对护理行业的前景表达了信心。“虽然现在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但护理行业的需求也大,尤其是老年市场,他之后的就业应该不用我太担忧。”她笑了笑:“文涛这一代的路和我不一样,虽然教了三十多年书,但可能我的一些观念也确实需要与时俱进。”
把小何送去大学后钟老师也回到了高一,又开始了熟悉的“三年一轮回”。伴随着高考改革推进,来到“新高考”年级的她正认真研究着新的教学方案。“我没办法,也没太有心思去预测小何之后的大学生活,而且现在高考改革了,我得努力带好新一届的学生。”
说这话时,钟老师扶了扶眼镜,瞥了一眼身边的小何:“不过我还得教会他在学校那边怎么自己熬中药。”
2023年2月1日,作为优秀学生代表的小何被邀请回自己的复读学校进行宣讲。宣讲结束后,一个学弟跑到他面前,面带沮丧地问道:“学长,我现在学习成绩很差。你复读考得这么好,有没有什么技巧能教给我?如果我这次考砸了,我也想‘二战’再上岸。”
小何想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措辞,最后只是笑了笑:“努力总会有回报的,别先想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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